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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是攸關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重點領域。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先進核能、先進太陽能、新型儲能、氫能、磁流體發電、地熱能等新興能源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迭代，成為全球能源轉型變革的核心驅動力。

　　在今年的“兩會”中，國內老牌電池企業天能股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張天任提交了《關于加強新能源“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有效保障能源安全的建議》。張天任認為，當前中國能源科技創新與世界能源科技強國和引領能源革命的內在要求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

　　“總體來看，目前在我國，部分能源技術裝備仍然存在短板，一些關鍵零部件、專用軟件、核心材料等仍然依賴國外；能源領域原創性、引領性、顛覆性技術裝備相對較少；推動能源科技創新的政策機制有待完善。”張天任說。

　　具體來看，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和材料領域還存在很多“卡脖子”難題。

　　在氫能領域，“卡脖子”問題出現在了中游環節的“儲氫、運氫”上，加氫站和下游的應用端體量小和數量少，匹配不均衡，造成氫能供需體系不健全、不完善。氫燃料電池方面還存在著質子交換膜、膜電極、碳紙以及儲氫材料等關鍵材料的“卡脖子”問題。

　　在鋰電領域，資源問題仍在制約產業發展，一些關鍵的金屬元素供應緊張，盡管中國鋰儲量是世界第四名，但在國際上卻受制于人，南美幾個鋰資源大國準備成立“鋰業歐佩克”（鋰資源的壟斷組織），而鈷的情況則更為嚴峻。

　　新能源汽車的芯片受制于人、光伏膠膜的核心原材料之一聚烯烴彈性體（POE）全部依賴進口。此外，我國動力電池回收利用整體尚處于起步發展階段，在技術裝備等方面也存在亟待突破的難點，比如電池檢測和篩選技術尚不成熟，梯次利用自動化水平不夠高，在降低成本、提高鋰回收率、實現廢水零排放等方面的再生利用工藝不完善等。

　　透過這些技術發展的現狀，張天任分析了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他認為，目前國內新能源領域“產學研用”通道不暢通，科研人才隊伍不集中，難以支撐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

　　“目前我國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尚存較大障礙：技術創新體系內在協同性不足、相互傳導性較弱、要素間作用轉化不暢等問題突出，產學研合作項目主要集中在接近產業化的創新鏈后端，真正應對‘卡脖子’問題、有望對產業發展產生顛覆性影響的產學研合作并不多。”張天任說。

　　“此外，目前中國能源領域高水平的技術人才主要分散在國家科研院所、高校和國企中，人才流動受到一些制約，收入無法用市場化機制來衡量，導致相似的研究課題和研究方向沒有形成統一的科研力量。怎么讓各機構的人才隊伍既能夠合作，又能夠共享科技成果和利益，是我國現在需要思考和解決的難題。”張天任說。

　　對此，張天任建議，首先，政府應加大對科技領軍企業的扶持力度，充分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支持科技領軍企業牽頭組建面向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創新聯合體。

　　例如，設立國家專項投資基金，持續加大對關鍵材料和技術在種子期、初創期的扶持力度；加大對新能源企業在金融、稅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勵圍繞龍頭企業打造新能源產業鏈和生態圈，增強集群綜合競爭力。

　　又例如，通過建設以科技領軍企業為龍頭，以優秀企業家、戰略科學家為領頭的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產學研共同體等新型創新聯合體，探索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解決好戰略必爭的重點產業的卡脖子技術問題。

　　其次，應創新換道超車思路，加速培育自主路線的產業生態。

　　張天任認為，“卡脖子”困境并非都是技術落后，有些是技術路線選擇不同，自主技術缺乏相應產業生態和應用需求。建議要善用市場權和產能權，把產業鏈中間品需求和龐大終端消費需求，轉化為自主技術產業生態的發展動力；把強大豐富的產業鏈配套和跨產業協作能力，轉化為實驗技術產品化和快速迭代的巨大動力，換道超車。

　　此外，張天任還建議，應搭建新能源產業引才平臺，落實人才政策，建設結構更加合理的人才隊伍。協同部分國內院校，完善新能源產業技術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加大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激勵，健全完善技術入股、股權期權激勵、分紅獎勵等激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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