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養老頻頻成為熱詞。一年時間，隨著基本養老保險實施全國統籌，中國人口出現近61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個人養老金制度落地，“老齡化”“銀發經濟”“延遲退休”時不時成為輿論焦點。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養老亦是一大關鍵詞。5年時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增加1.4億、覆蓋10.5億人。過去5年“成績單”上，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推動老齡事業和養老產業發展，發展社區和居家養老服務。至于今年，“加強養老服務保障”再度寫進政府工作報告。
邁入老齡化社會，如何為養老做好準備成為一門必修課。兩會期間，新京報貝殼財經推出“2023全國兩會經濟策”，圍繞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沖擊與應對之策以及可能創造的機遇等問題，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董克用，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陸銘進行了探討。
保障基本民生和發展社會事業。加強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決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問題。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推進高等教育創新。推動優質醫療資源擴容下沉和區域均衡布局。加強養老服務保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政府工作報告
陸銘?除了延遲退休，還能做什么
老齡化沖擊勞動供給，并非現在才出現
陸銘認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主要沖擊，體現在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上。
過去一年，我國養老領域經歷了多個重要節點，其中就包括我國人口近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陸銘認為，盡管可能要到今年（底）再看數據是否會有所反彈，但應該還是有一個共識，即人口負增長時代已經離我們很近了。
他從研究角度披露了另一個觀察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沖擊的維度。“我們在講勞動供給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叫‘勞動年齡人口’。其實，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數據，十年前就負增長了。因此，老齡化對勞動供給的沖擊，并不是現在才發生的。”陸銘解釋道。
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實現勞動供給可持續，以及延長我國人口的紅利，正成為一道迫切的待解之題。
對此，陸銘從當前頗受關注的“延遲退休”話題談起，延遲退休相關制度安排并未明朗化，陸銘認為這將是一個過程。“有的人覺得，如果我退休了收入會下降，那就會有一個主動性，愿意接受延遲的退休。但（這）也不是每個人都愿意。（所以）國家會在這方面（制度安排上）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
在陸銘看來，面對人口負增長或者說勞動年齡人口萎縮，其實還有一個緩解問題辦法，即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例如，某人在A地月收入2000元，如果到了B地，月收入可能會是5000元。那么這個人通過轉換地方工作，其所創造的價值就增加了。而這個創造的價值，不僅對于個人來說收入水平提高，實際上對于（社保）養老金的貢獻也在提高。”
據陸銘觀察，地區之間的收入差別或者勞動力流動帶來的收入增長，從勞動力利用效率角度來看，有助于緩解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
“社區互助養老”將成為一種趨勢
人口老齡化如同雙刃劍，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沖擊的同時，也將創造一些機遇。
在陸銘看來，不管技術如何進步或是社區養老多么發達，居家養老仍將是主流模式。但居家養老也不得不面臨獨居老人在失能狀態下，將無法照顧自己的情況。此時“社區互助養老”將成為一種趨勢。
“社區會回歸到我們的生活，這將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階段。”陸銘坦言，自己這代人很多都經歷過一個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過程，“就是大家都搬到高樓大廈里，除了在電梯里平常是見不到鄰居的”。但是疫情期間，鄰里之間相互幫助，讓大家有了重新的認識。
“（可能）那個時候，我們才發現鄰居是誰，是干嗎的。”他笑言，未來這種情況將會改變。由于少子化，社區里不同年齡段的老年人之間互助養老，將成為一種很現實的需要。
“社區互助養老”的另一面則有點像共贏狀態的分享經濟。“老年人把家里一間或者兩間房騰出來，租出去給年輕人住。年輕人做一些照顧老年人的事情，老年人讓渡一部分租金。”這在陸銘眼里，有望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適應老齡化社會的到來。
楊燕綏?居家及社區養老打通最后1公里
養老金制度高質量發展，需要調結構
“2021年中國進入了中度人口老齡化社會，這是一個窗口期。養老金制度要高質量發展，而非常重要的一個標志是結構性問題，也就是說，當前養老金制度不光是實現全覆蓋、保基本，還需要調結構。”楊燕綏坦言。
在她看來，完善養老金制度結構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夯實鞏固第一支柱，“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是保基本吃飯養命的錢，所以接下來要進一步實現全國統籌，解決好資金調劑。該過程需要完善全國數據大集中的信息系統，不能一蹴而就。”
其次，擴大第二支柱的覆蓋面。楊燕綏指出，我國企業/職業年金覆蓋面較窄，主要是因為企業/職業年金有前提條件，需要先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雇主繳費比例大，費率較高，很多中小民營企業沒有能力建立企業/職業年金。
“接下來第二支柱、第三支柱要盡可能擴大，我們可能要把現有養老金制度中的一些剛性內容捋一捋，把它找出來，以柔克剛。”楊燕綏認為，其中，更重要的是費率。“能不能在個人賬戶8%繳費比例不變的情況下，統籌賬戶部分16%的繳費比例進行調整，讓中小民營企業、靈活就業者能交得起，進入第一支柱覆蓋范圍，從而有資格參與其他兩個支柱；其次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管理靈活一點，這樣可能擴面就更容易了。”楊燕綏表示。
打通最后1公里，讓老百姓安心居家養老
“我們最近研究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發現，其就業模式也是按照老齡化階段發展的。”楊燕綏表示，在進入老齡社會之前，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整個主導經濟是大型企業，人們就業也是選擇大型企業。但是到了中度人口老齡化之后，伴隨著人均GDP增長，生產、生活方式改變，就業出現了新常態——平臺經濟下各種各樣的靈活就業爆發。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靈活就業者的養老怎么辦。
而從中度老齡社會到高度老齡社會，這十幾年又出了一種新的就業常態——家庭務工就業化。以德國為例，如果一個老人有三個孩子，其中可能有一個孩子在家照顧老人，但在家庭照顧得有培訓、工資，也能繳納養老金。
談及養老產業時，楊燕綏表示，實際上我國整個養老服務業正處于加速發展期。現在遇到了幾個問題，第一，期望社區養老、家庭養老，但是一孩政策的家庭孩子少，怎么實現家庭養老？第二，老齡階段需要醫養結合，這兩種服務是剛性的。這就需要解決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最后1公里的問題，即一旦出現急病，跌倒以及心血管堵塞，急救系統要跟上。第三，失能失智以后的照護問題。隨著人們居家養老、社區養老，面對急救問題、照護問題，社區要多一些基礎設施，比如一級、二級醫院進社區，后續要逐漸落實并加強。
“老百姓不管是急救，還是康復護理、慢病管理，在最后1公里都能夠得到解決，進而讓老百姓安心居家養老。”楊燕綏表示，這些要提高重視度，實打實地去做。
董克用?不能完全靠現收現付模式養老
老齡化對養老金制度提出挑戰
“養老金制度可能是未來我們面臨的一個較大挑戰。”董克用表示，中國的老年人占比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會迅速上升，到2050年前后，大概30%人口是65歲以上的老人。按照聯合國最新預測，中國老年人比重會進一步上升到35%，且將維持不變，持續到本世紀末。
“如果說我們的老齡化是一個高峰，到了最高點就會下行，那么養老金制度可以采用各種辦法度過這個高峰。但如果老齡化是一個高原，持續幾十年不變，這就對養老金制度提出了挑戰。”董克用說。
據其介紹，目前中國主要依靠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該支柱采取現收現付模式，這也意味著如果退休的人越來越多，在職的人越來越少，完全依靠現收現付則將難以為繼。一些老齡化進程較早的發達國家，已經發現不能完全靠現收現付模式養老，所以提出多支柱的養老體系。目前，中國也已經建立了三支柱養老金制度。
“對于基本養老保險，原來社會上有些擔心，我認為大家不要太擔心，因為國家還有多種辦法保證基本養老保險的正常運轉。”董克用也提示，但是一定要注意，未來基本養老保險還是要回歸“保基本”的職能，如果個人想要老年生活更優渥，就要更多地依靠第二支柱企業/職業年金以及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
董克用指出，當前我國第二支柱企業年金覆蓋面很小，不到參加了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的10%，或者說，90%多的企業職工并沒有企業年金。所以下一步的重點任務之一是要擴大企業年金覆蓋面。
個人養老金短板要盡快補上
談及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時，董克用表示，發展個人養老金一個主要原因是就業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靈活就業，個體就業迅速發展，而個人養老金是我國養老金制度中的一個短板，要盡快補上。
人社部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個人養老金參加人數1954萬人，繳費人數613萬人，總繳費金額142億元。日前，人社部副部長李忠公開表示，個人養老金的參加人數已經達到2817萬人。
“其實開局還不錯。”董克用表示，但是該制度目前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有一定吸引力，對就業者中薪酬水平沒有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水平的人來說，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沒有吸引力。后續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要考慮能不能進行財政補貼，特別是針對中低收入群體，個人繳納，財政給予一定數量的補貼，就如同目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繳費端那樣，個人繳納，財政補貼。二是如果財政補貼有困難，對中低收入者群體也可以將目前的EET（繳費時稅優、投資收益免征、領取時納稅）的稅優模式改為EEE（領取時也不需要納稅）。
另外，個人養老金還要考慮如何方便參與者，現在第三支柱提供了儲蓄、理財、保險、基金四大類產品，但老百姓繳費之后還是不知道買什么好。所以，金融機構要發力，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方便老百姓作出購買決策。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胡萌?黃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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