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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通過對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有關檢驗、鑒定結論以及相關證據的分析判斷，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以及當事人造成交通事故后果的責任所出具的法律文書。在交通事故案件處理中，交通事故認定書對認定案件事實、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的劃分和刑事責任的認定具有重大影響。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0修正）》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查并確認其相應的證明力，但有相反證據推翻的除外。

根據上述規定，法官有權依據證據確認事故認定書的證明效力，但在實踐中，因交通事故認定書是由公安交警部門作出的，具有極強的專業性，“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證據使用時具有強大的證明力，法院往往依據公安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對事故認定書中的認定結果予以采納，那么交通事故認定書的事故責任是否等同與民事賠償責任車輛事故無責方的賠償標準，法院能否以事故認定書作為定案的唯一依據確定民事賠償責任呢？

下面通過一個案例對該觀點予以分析說明：

【裁判觀點】

交通事故責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賠償責任，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處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決定所依據的主要證據，雖然可以在民事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認定結論的依據是相應行政法規車輛事故無責方的賠償標準，運用的歸責原則具有特殊性車輛事故無責方的賠償標準，與民事訴訟中關于侵權行為認定的法律依據、歸責原則有所區別。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不能作為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案件責任分配的唯一依據。行為人在侵權行為中的過錯程度，應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根據民事訴訟的歸責原則進行綜合認定。

【基本案情】

2010年1月6日18時20分許，金某駕駛臨時號牌為滬的福克斯轎車，在道路上行駛時因車輛發生事故不能移動，原地停于小型車道內。金某于當日18時25分許和18時29分許先后撥打保險公司電話和110報警電話后，坐在車內等待救援。此時，葛某駕駛車牌號為皖小客車（車輛權利人為常某）載余某、陳某某在外環線上兜攬修車生意途經該處。葛某將車輛停放于福克斯轎車前方同車道內，并和陳某某、余某與金某商議排除車輛故障。金某遂下車，與陳某某一起至福克斯轎車尾部后備廂處欲取工具，恰王某駕駛車牌號為滬（車輛權利人為某咨詢公司）的斯柯達轎車同向駛來，車頭撞上福克斯轎車車尾并將陳某某、金某撞傷，福克斯轎車車頭又撞擊葛某小客車車尾，事故造成三車損壞。

事發后，葛某駕車駛離現場；余某撥打報警電話后送傷者陳某某去醫院；王某報警后在原地等候民警處理。金某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經鑒定，金某系道路交通事故致創傷性休克死亡。后該起事故經公安部門責任認定，認定結果為：葛某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金某、余某、陳某某、王某承擔事故的次要責任。本案主要爭議焦點是本案事故發生的成因及各方當事人的責任分配及承擔責任的比例。

法院認為：本案交通事故涉及多方當事人、多方車輛，從事故發生原因力的角度分析，本案交通事故的成因主要有三：

其一，王某駕車直接撞擊死者金某的侵權行為。事故實際發生于王某駕駛的車輛撞上正在故障車輛尾部的金某，致金某身亡。該侵權行為中，王某未注意安全行駛，肇致車禍，存在一定過錯。

其二，故障車輛未及時設置警示標志。死者金某在車輛發生故障后，未按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規定及時在合理位置設置警示標志，在事故中亦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其三，葛某、陳某某、余某在高架公路上占用道路實施非道路交通行為。死者金某駕駛車輛發生故障后，葛某、陳某某、余某兜攬修車生意途經故障地點，并實際已與金某就車輛故障排除達成合意并著手實施。恰在此過程中，金某下車至故障車輛車尾部后備廂處，被王某駕駛車輛撞擊，以致其身亡。

故葛某、陳某某、余某在該交通事故的發生中存在相當的過錯。葛某、陳某某、余某雖在兜攬修車生意過程中作了一定分工，因三人兜攬修車生意系具備一定組織性的協作行為，故三人之行為應作為整體予以評判。

除此之外，本案需考慮的因素尚有：一、案發時間為2010年1月6日18時29分許，適時高架公路的能見度較低，死者金某未按規定及時設置警示標志，對事故的發生確存在較大影響。二、死者金某在車輛發生故障后，已及時撥打110報警并與保險公司聯系，坐在車內等待救援過程中遇葛某、陳某某、余某兜攬修車生意。據此，綜合考慮本案發生的原因力、事故的具體情節及各方的過錯程度，法院認定葛某、陳某某、余某承擔事故50%責任，王某承擔事故30%責任，死者金某承擔事故20%責任。因王某與葛某、陳某某、余某在侵權過程中并無意思聯絡，故對金某、黃某、陳某的損失，雙方之間并不承擔連帶責任。

【實務總結】

上述交通事故案件較為復雜，侵權人員較多，多人共同導致損害后果，事故認定書也只劃分了主次責任，對各自應當承擔的責任比例就需要法官在事故認定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事故發生的原因、各方的過錯程度等因素確定責任比例，綜合確認各方在損害賠償責任中需承擔的民事責任。交通事故認定書在民事訴訟中的性質是證據，其證據屬性應為書證。因此，交通事故認定書并非當然作為民事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作為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中的證據，應當經過質證后，由人民法院審查確定其證據能力和證明力。

【案例索引】

案號：（2012）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691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年第11期

（本文作者：湖北漢江源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 陳海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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